朱元璋重典治腐背後的政治經濟學

分類：反腐倡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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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時間：2015-07-20 14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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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描述】“郭桓案”發生在洪武十八年，當年三月，禦史餘敏、丁廷舉狀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官員李彧、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，侵吞地方上繳國庫的秋糧，偷盜庫存金銀和錢鈔。經查，此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，牽涉禮部尚書趙瑁、刑部尚書王惠迪、兵部侍郎王志等；根據朱元璋欽定的《大诰》所說，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總計精糧2400萬石，而當時國庫一年收入是2940萬石，數額觸目驚心。朱元璋大怒，下令處死所

朱元璋重典治腐背後的政治經濟學

分類：反腐倡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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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時間：2015-07-20 14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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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情

　　“郭桓案”發生在洪武十八年，當年三月，禦史餘敏、丁廷舉狀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官員李彧、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，侵吞地方上繳國庫的秋糧，偷盜庫存金銀和錢鈔。經查，此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，牽涉禮部尚書趙瑁、刑部尚書王惠迪、兵部侍郎王志等；根據朱元璋欽定的《大诰》所說，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總計精糧2400萬石，而當時國庫一年收入是2940萬石，數額觸目驚心。朱元璋大怒，下令處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級幹部，對涉案各級官員和通同作弊者亦嚴刑追究，《明史》載：“自六部左、右侍郎以下???詞連直、省諸官吏，系死者數萬人”。同時開始大規模追贓，共追回糧食700萬石。由于此案涉及官員與民間豪強勾結，尤其是江浙一帶的大地主多有牽涉其中，因此江蘇、浙江一帶的豪門大族多有因此案破産者。

　　朱元璋在此案處理過程中充分貫徹了其“重典禦下，稍有觸犯，刀鋸随之”的吏治思路，凡涉案者無不遭受重刑，株連甚廣。“郭桓案”被世人稱為明初四大案之一，時人與後人多有認為該案過于嚴酷。這種論調屬于空泛的皮相之論，沒有深入到曆史的實相當中去。

　　明朝初年，百廢待興，迅速恢複經濟，增強國家經濟實力成為擺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議題，“務培邦本，使食貨充而國用足”，也就是要同步實現民富與國強，這是朱元璋一朝的經濟基本國策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曉谕百官：“天下初定，百姓财力俱困，譬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，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，要安養生息之。”朱元璋多次減免各地賦稅勞役，鼓勵百姓墾荒，官給牛種，興修水利，移民墾邊。經過十幾年的休養生息，全國範圍内經濟形勢已經好轉，百姓已經逐步解決了溫飽問題。但是，朱元璋發現，随着國家形勢的好轉，有幾個問題嚴重幹擾了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态：

　　一是勳功貴族日益擾亂國家正常的社會、經濟秩序。朱元璋建國後，論功行賞，封賞百官，勳功貴族封田遍布天下，尤其是國家富庶之地。但是勳功貴族多有違法犯禁的行為，甚至“所賜公田莊佃，多依勢冒法，淩暴鄉裡”，問題層出不窮。以至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工部鑄造鐵榜申誡公侯，列舉了“強占官民山場、湖泊、茶園”、“屯田佃戶、管莊幹辦、火者、奴仆及親屬人等依勢淩民、侵占财物者”等多種違法犯禁的情形及處理規定。

　　二是地方豪強實力漸強，并與勳功貴族、各級官吏逐步勾結。以富庶的江浙地區為例，自古以來就有“天下稅賦半江南”、“蘇松稅賦半天下”的說法，也是豪強地主數量最多的地區，當地大地主為逃避賦稅，“大率以田産寄他戶”。“他戶”就是明初的勳功貴族。同時，地方豪強與各級官吏勾結，或通過僞造冊書、謊報災荒的方式，騙取國家救災糧款；或隐瞞田産逃避稅收；或将本應由地主負擔的賦稅轉移至百姓頭上，“浙西所在有司，凡征收害民之奸，甚如虎狼”。随着三者勾結程度的加深，一個由勳功貴族、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、地方豪強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。

　　早在郭桓案爆發之前，經濟領域已經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，洪武十三年，吏部奏報，全國“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500石者達364處”，顯示出國家稅收能力受到了影響。而到“郭桓案”爆發時，暴露出來的問題更是觸目驚心，浙西一地秋糧應上繳450萬石糧食，郭桓與浙西官員上下其手，隻上繳糧、鈔等合計200萬石，郭桓自己收鈔50萬貫，剩餘由當地官員瓜分；應天等五府夏稅秋糧等全部被瓜分，“無一粒上倉”。這表明，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已經嚴重扭曲，中央在經濟領域的權威已經遭到了巨大的侵蝕，無怪乎朱元璋要痛下殺手，掀起反貪風暴。

　　“郭桓案”曆時不到4個月，雷霆萬鈞，朝野震驚。朱元璋通過查辦“郭桓案”，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：

　　一是澄清了吏治，健康了國家的政治生态。“郭桓案”的表現形式是針對官僚隊伍的反腐敗行為，該案涉及人員，上至六部尚書，下至地方小吏，凡有牽涉其中者，無不遭到了嚴刑處罰，形成了極大的震懾效果。“一時守令畏法，潔己愛民，以當上指，吏治渙然丕變矣。下逮仁、宣，撫循休息，民人安樂，吏治澄清者百餘年。”

　　二是整頓了國家經濟秩序，增強了中央的經濟權威。“郭桓案”摧毀了由勳功貴族、官僚、地方豪強組成的腐敗網絡。豪強地主的經濟勢力遭到削弱，隐瞞的土地、人口重新納入政府稅收範圍，增強了國家的稅收能力。同時，豪強地主的破産，擴大了農村自耕農的比重，有利于農業生産力的發展，為社會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，直接促成了“永樂盛世”的出現，史載“洪永熙宣之際，府藏衍溢”。

　　最後還要提一點，“郭桓案”促成了大寫數字的出現。“郭桓案”後，朱元璋将記賬的漢字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”改為“壹、貳、叁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陌、阡”，後來又把“陌”和“阡”改寫成“佰”和“仟”，以杜絕貪官污吏通過篡改數字貪贓枉法。

　　從“郭桓案”的讨論分析我們可以看到，反腐敗不僅僅是一種澄清吏治的政治行為，而是有着豐富政治經濟内涵的重要舉措。腐敗的出現意味着社會經濟、政治運行出現了問題，意味着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出現了扭曲，而反腐敗恰恰就是對扭曲了的生産關系進行調整，從而解放生産力、發展生産力。反腐敗是政治學，更是一種政治經濟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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